均平二十四年五月初七，闽省的暴雨连下了三日，安崇新区的工地上积起半尺深的水，塔吊的铁臂在雨幕中若隐若现，像一柄悬在云端的铁尺，要丈量这世间的公道与罪恶。我站在全国议事会事务院的回廊下，手里攥着三份加急卷宗，纸页被雨水打湿了边角，油墨晕染开来，把“刚李”“刚隅”“张杰”这三个名字泡得模糊又刺眼——这是监察系统内部长出来的毒瘤，比西乡村的蛀虫更让人胆寒。

朱静雯披着蓑衣从外面进来，蓑衣上的雨水顺着草绳滴落，在青砖地上积成小小的水洼。她把一个用油布裹紧的卷宗递过来，声音带着奔波的沙哑：“姑母，人民监督协会的乡老们在花省访到了新线索，赵立马案的受害群众画了幅‘血泪图’，您得看看。”

我解开油布，一幅用粗麻纸画的图露了出来。画上是十二间歪歪扭扭的土房，其中四间用红墨水打了叉，旁边画着个戴官帽的人伸手要钱，地上跪着几个衣衫褴褛的百姓，眼泪用蓝墨水画成小溪，流进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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